教育与国家、民族、家庭、个人关系密切而重大，教育体制的些微调整都与被影响人群命运息息相关，受影响者对此自然极度关心、极度敏感。一些细微的调整，受益者与受损者态度自会冰火两途，截然相反，矛盾重重。如果这种供需长期严重失衡，矛盾长期得不到缓解，不仅教育发展缓慢，也将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。教育体制供给侧改革的重点，应是尽最大可能放开供给。清末的历史，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社会面临着现代化转型，需要大量现代政治、法律、科学、工程技术、农业、医疗卫生、财政金融、新闻等方方面面的专业人才。但在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止前，国家教育体制仍是以科考为中心，教育的目的、内容、方法完全以科举考试为依归，学习内容主要是义理、词章、考据，尤其是已然僵化的八股文章。虽然洋务派认识到现代社会所需大量专业人才，冲破巨大阻力兴办了一些新式学校，但数量有限、培养的人才也有限。但这个阶段，官方教育体制外的另一种教育体制悄然而生，渐渐发展，为社会供应了相对多的现代化专业人才。
1839年，马礼逊学堂在澳门开办，1842年，马礼逊学堂迁往香港。1850年，上海有教会办的英华书院、清心书院、徐家汇公学等。1853年，福州有教会办的格致书院，天津有望海楼天主堂附设的法汉学堂，以及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，1864年山东有蒙养学堂、北京有贝满女塾，1867年北京有潞河男塾等。
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，中国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增加，传教士们便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传教活动，要求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。于是，许多教会学校开设了大学课程，逐渐向教会大学过渡。如上海的约翰书院、中西书院，广州的格致书院，北京的汇文书院，南京的汇文书院，通州的潞河书院等等。到1875年，全国教会学校总数达800所，学生达2万人。到90年代，教会学校进一步增加到2000所，学生4万人之多。
19世纪末的教会大学无论从其学制、课程上还是从其设备、教学手段上看均还不完善，教学质量更不能与西方普通大学相提并论。但是，因教会大学的出现，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体制却移植到了中国，幼儿教育、初等教育、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等，在中国官方教育旧的体制外形成了一套新的教育体制，打破了官府教育的垄断地位，推动了现代中国教育向现代的转化。
从1902年清廷学部拟定一系列办新学的文件到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，全国掀起兴办新式学堂的高潮，急切需要从数理化到音体美的现代学校教育的教师。此时，创办已数十年的教会学校无意中为各省学堂“储备”、输送了一大批教师。如1901年山东大学堂创办时，美国传教士、曾任教于山东登州文会馆的赫士应山东巡抚袁世凯之请，率领文会馆中外教师，在1个月之内就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，山东高等学堂，并担任总教习。
据1910年调查统计，登州文会馆及广文大学的180名毕业生中，58%在全国各地任教。1926年，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有72人在教育界任职，其中大学校长2人，大学教师65人，中学校长5人。1938年，据燕京大学的统计，其1700多名毕业生中，有39%从事普通教育，15%从事研究和高级教育。据1937年的统计，各教会大学毕业生有41%在从事教育。在国立大学、私立大学以及中学里，从事英语、农科、医学、体育、音乐等教学的，绝大部分是教会大学毕业生。
20世纪20年代起，教会大学由于其本身的不断完善、发展，开辟了许多学科新领域，从而带动了中国有关农科、法律、新闻、医学等方面的教育与研究。如金陵大学农学院、东吴大学比较法学院、燕京大学新闻系和社会学系、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、齐鲁大学医学院等，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。
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联的外交、电报、铁路、海关等部门，不仅需要专门知识，还需要有坚实的英语基础，教会大学的学生优势明显，在这些机构中任职者也为数甚多，填补了这方面的人才之缺。
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，是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，重要的机关、机构都在此阶段建立、完善。官方体制外的教会教育体制，适时为这些机构、机关提供了所需人才。
当然，历史不能简单比附。当年的教会学校是在国权日损的情况下诞生、发展起来的，这种教育体制外的“供给”，却是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，明显减弱了1905年废科举即旧教育体制崩溃后带来的震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