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南宋末期动荡的年代里，播州土官杨文多次奉调派出精锐军队，救急驰援各要地，转战于四川南北，为南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早在余玠主持四川军政的淳祐十一年(1251年)，杨文就派总管赵寅率雄威军精锐五千出播州，在重庆加入余玠的北伐宋军主力，进军被蒙元占据的汉中。北伐失利的次年，蒙军趁势围攻南宋重镇嘉定(今四川乐山)，余玠急调四川各地兵力驰援。杨文又派遣总管田万率领播州兵五千，从小路赶赴嘉定，为嘉定解围做出了贡献。正由于这些战绩，宋廷比照驻蜀四戎司之例，将播州雄威军升为“御前军”，军队扩展为五军，首次给予土官蕃兵以宋廷中央军的地位。
宝祐二年(1254年)，云南蒙军北出乌蒙(今云南昭通)，渡过金沙江，顺长江南下，威胁南宋四川首府重庆。时任四川安抚使兼京湖制置使的李曾伯，征调包括播州军在内的宋军入援重庆。杨文遣其弟杨大声统步骑五千出播州，参与了南宋军堵截南北蒙军围攻重庆的战斗。宝祐二年六年(1258年)，蒙古大汗蒙哥率蒙军主力入蜀，连下南宋四川大半部州县，围攻重庆屏障钓鱼城，四川形势危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四川安抚制置使蒲择之征调播州军一部，与宋军一道防守重庆并援助钓鱼城;播州军的另一部则受命南下乌江，牵制占据涪州(今重庆涪陵)一带的蒙军，配合逆江而上的增援宋军，突破蒙军长江封锁线。杨文在钓鱼城围解以后，被宋廷“加忠州团练使”。景定年间(1260～1264年)，泸州伸臂城守将刘整投降蒙元，蒙军围攻渠江重镇礼仪城(今四川渠县北)和大良城(今四川广安)，并修筑蟠龙城威胁夔州府(今重庆奉节东)，四川战局愈加恶化。在这种局面下，四川安抚制置使刘雄飞和夏贵先后征调播州军出播，参与收复长江要塞江安碛(今四川江安县)、护送粮草补给礼义城以及围困蒙军虎啸山等战役。杨文也因这一系列战功，晋升“进中亮大夫、和州防御使、播州沿边安抚使，爵播州伯”，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。
宋咸淳元年(1265年)，杨文病故，宋廷“赠金州观察使”并“追封播国公”。杨文后人将他埋葬在遵义汇川区的高坪未山原上，在墓前竖立起了刻有很长铭文的杨文神道碑。南宋灭亡，播州降元后，杨文后人不愿意具有褒宋贬元的石碑再竖立于杨文墓前，故将此碑悄悄拆除，填埋在杨文墓的墓门前。这块重要的石碑已经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，成为宋末播州土官和宋蒙战争历史的实物见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