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武宗在会昌年间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毁佛运动，他灭佛的行动包括拆毁佛寺和强迫僧尼还俗。这一事件被称为会昌之变。
唐代后期，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，僧侣免除赋役，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，损害了国库收入，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。唐武宗崇信道教，深恶佛教，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，财政急需，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，从会昌二年(842年)开始渐进地进行毁佛，在会昌五年(845年)达到高潮，于会昌六年(846年)武宗死后终止。在毁佛同时，景教和祆教也受到波及。但由于当时地方上藩镇割据，唐中央命令因而不能完全贯彻，如河北三镇就没有执行;有的地方执行命令不力，各地毁佛规模不一。佛教徒称这次毁佛运动为“会昌法难”。宣宗继位后重拾佛教，敕复佛寺。
会昌二年(842年)，十月九日，武宗颁布敕书，要求有异行和不守戒的僧尼还俗，“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、咒术、禁气、背军、身上杖痕鸟文、杂文功、曾犯淫养妻、不修戒行者，并勒还俗。若僧尼有钱物及谷斗、田地、庄园，收纳官。如惜钱财，请愿还俗去，亦任勒还俗，充入两税徭役。”
之后又颁布一份敕令，要求限制僧尼所蓄奴婢数量，并强调奴婢不得削发剃度，这是为了避免贱人阶层人口的流失。
至会昌三年(843年)正月十八日，京城”左街还俗僧尼共一千二百三十二人，右街还俗僧尼共两千二百五十九人，“
会昌三年六月十一(或十二)日，武宗诞日，按惯例召佛道入宫论议，但只赐道人紫衣，不准僧人着紫，时太子詹事韦宗卿进所撰《涅槃经疏》二十卷、《大圆伊字镜略》二十卷，被武宗下令焚毁，敕中书门下，烧毁其宅内草本，不准外传。敕令中说，“(韦宗卿)忝列崇班，合遵儒业，溺于邪说，是扇妖风。······况非圣之言，尚宜禁斥，外方之教，安可流传。”
会昌三年九月，昭义镇将反叛，朝廷发兵攻打，同时收捕昭义在京留后院押衙僵孙，其人走脱，传言已剃头。两街功德使进而搜查城中僧人，并演变为对公案无名僧、近住寺僧和新裹头僧的清洗活动。
会昌四年(844年)三月，敕下不许供奉佛牙，五台山、泗州普光王寺、终南山五台、凤翔府法门寺藏有佛指节的寺庙，禁止置供巡礼。进而打击佛教的宗教圣地，造成四处灵境绝人往来，无人送供的局面。
会昌四年武宗诞日，不再请僧人入宫。
圆仁记载，“功德使帖诸寺，准敕不许僧尼街里行犯钟声，及向别寺宿经一夜者，科违敕罪。从前不准午后出寺，今不许犯钟声。“官府不仅干扰寺庙的日常活动，还意图阻断寺庙间的人员流动和联系。
会昌四年七月或闰七月，敕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、普通佛堂、义井村邑等未满二百间、不入寺额者，其僧尼等尽勒还俗。京城坊内佛堂三百余所，以及佛像、经楼等并除磬尽。诸道天下佛堂院等，尊胜石幢、僧墓塔等，皆令拆毁。
会昌四年十月，敕令拆天下小寺，经佛搬入大寺，钟送道士观。被拆寺不依戒行的僧尼、年少有戒行的僧尼，尽令还俗，递归本贯。仍存年老有戒行的僧尼，许配大寺，京城就拆毁了三十三座小寺。这条敕令目的尤为明显，年少还俗就是为了与寺庙抢夺劳动力，至于年老许配大寺，则是为了避免遣返老僧后增加地方的压力，把老僧的供养压力转移到大寺身上。
会昌五年三月，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，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、奴婢、财产之数。
会昌五年四月，下敕灭佛，规定西京长安只能保留4座寺庙，每寺留僧10人，东京洛阳留2寺，其余节度使的治州共34州留1寺，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。其他寺庙全部摧毁，僧尼皆令还俗，所有废寺铜铸的佛像、钟磬全部销熔铸钱，铁铸的交本州销铸为农具。
另外还敕令”外国(僧)等，若无伺部牒者，亦勒令还俗，递归本国者。”
会昌五年五月十四日，日本僧侣圆仁假装还俗，离开长安，在前往海岸一路中，留下了关于各地毁佛状况的详细笔记。
会昌五年八月，对毁佛规模进行了统计，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，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，收充两税户;拆招提、兰若四万余所，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，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。”。
会昌六年，武宗驾崩，毁佛停止，宣宗继位后重新鼓励佛教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