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历史上，司马光因其坚定的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闻名于世。根据司马光所提出的破屋理论，他认为改革应当从基础做起，而不是从破旧立新。王安石变法虽然致力于推行新政，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现有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，导致了社会动荡和不稳定。因此，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的改革措施，主张保守传统，以免引发更大的混乱和危机。
和狂飙突进的王安石相比，司马光是个持正平稳的人，这被后人视为宋代最大的保守派，其实这是历史的误解。司马光不反对改革，但希望改革要平稳地进行。对于改革，他有一套著名的“破屋”理论。他认为“治天下譬如居室，敝则修之，非大坏不更造也”，因为“大坏而更改，非得良匠美材不成，今二者皆无，臣恐风雨之不庇也”。近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写了一本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，他认为改革的后果是引起人们要求进一步改革，但改革却又无法满足无限度的改革要求，因而造成民众不满情绪加剧，最终可能酿成革命。也就是说，改革既要大胆又要审慎。看来，托克维尔颇得司马光“破屋”理论的精髓。在这种“破屋”理论的指导下，司马光和王安石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辩论和拉锯，王安石是个雄辩的演说家，而司马光在这方面实非王安石的对手。但司马光有着与王安石一样的执拗与耐力，反正这辈子和王安石干上了。
司马光与王安石所代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十分惨烈。但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斗争，是君子之争，是“费厄泼赖”的，不掺杂任何的感情和私利因素。君子之间能像小人一样大打出手吗？孔子说“其争也君子”，表明谦谦君子也有斗争。但与小人之争不同，君子争的是是非曲直，遵循着一定的规则。事实上，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私人关系不错，是互相仰慕的好朋友、好文友。他们之间的斗争，就像两大绝顶高手之间的过招，比拼的是内力和品质，任何一方都不会冷不丁地施放暗器。先是王安石斗败了司马光为首的“旧党”，旧党一干人等全被贬往各地凉快去了，在全国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，最后，司马光的旧党战胜了王安石的新党，在远离权力核心十多年之后，众望所归的司马光出任宰相，将王安石的新法尽数废除，活活把王安石给气死。在王安石去世半年之后，司马光感觉完成了历史使命，溘然离世。
王安石也是君子，他变法的着眼点在于使国家富强、民众安乐，但他狂风暴雨般的变法，出现了大量政策执行上的偏差，培养了一批不谋国只谋私的小人，出现了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事与愿违的情况。从这一点来说，虽然司马光辩论才能和魄力比不上王安石，但他的“破屋”理论还是有可取之处，在政治上是成熟稳健的。北宋若能将司马光、王安石这两位君子的才能加以综合使用，让王安石主导变法，让司马光负责监督和执行，或许历史将会是另外一番天地。
君子乃国之栋梁，是敢于担当的猛士，顶起的是国家的天空，绝不会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时刻而轰然倒塌，司马光就是个敢于担责的君子。他在担任并州通判时，曾经向自己的恩师庞籍提出了一条计策。为了防止西夏人的入侵，他建议修筑城堡来控制西夏人，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。庞籍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派手下郭恩去办理此事。郭恩在执行命令的时候，因为不注意设防，部队被敌人消灭。庞籍因为此事被撤职。司马光始终认为此事因他而起，三次上书朝廷自责，并要求引咎辞职，没得到允许。庞籍死后，司马光便把恩师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，抚养庞籍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。在朋友出了事就急于撇清关系的今天，司马光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，就显得难能可贵了。
洪应明在《菜根谭》中说，“退即是进，与即是得”，教我们为人处事以遇事都要让一步的态度为高明，因为让一步就等于是为进一步留下了余地。司马光就是如此，他懂得人生进退的道理。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，就以退为进，请求辞职，自己躲到洛阳去。在洛阳的十五年，司马光专心著述，编著了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双星闪耀的《资治通鉴》。他在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说：“臣今筋骨癯瘁，目视昏近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，目前所谓旋踵而忘。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。”司马光编书的条件实在艰苦，他买不起高宅大院，住的是低矮窄小的房子，夏天闷热难耐，他请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，砌上砖，修成一间“地下室”，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“空调房”里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。司马光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将历代执政的得失全部融进这部巨著之中，让皇帝学习。宋神宗看了之后大加赞赏，说它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，赐书名为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他的本意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，“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，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”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