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以来，家书文化一直是人们传递情感和信息的重要方式。在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年代，人们常常以鱼肠尺素、鸿雁传书、目断鳞鸿等方式传递家书，表达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关怀。这些家书不仅记录了家族的兴衰，还传承了家族的价值观和情感纽带。通过探讨历史上的家书文化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古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，还可以感受到家族间深厚的情感纽带和传承的文化精神。
家书文化传统在我国久远绵长、博大精深，是我国社会历史最基本的文化单元之一。中国传统家书信札，上至军政要事，下至儿女情长，横至天文地理，纵至朝代兴亡，记载了人间的喜怒哀愁，刻录了世事的炎凉兴衰，如果把家书誉为一部炎黄子孙共同写就的百科全书，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为过。
我们知道，没有一部历史能够涵纳所有的真实，没有一部史书可以囊括全部的细节，而家书内容的丰富性、客观性、私密性和情感性，决定了其不仅能够还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，补充国家历史的支脉与空隙，而且能够从不同角度袒露尘封已久的个人史、家庭史乃至家族史，有助于后人触碰历史肌理、触摸历史体温、触及历史本质。
我国家书文化发展历程，就书写载体而言，大体经历了结绳而治、尺素竹简、造纸术发明、书写工具定型、互联网递嬗这几个阶段。其中，史书记载没有文字的家书，即“结绳而记”的实物信，发轫于西周时期，最早的文字家书肇始于秦末汉初，其时将家书称之为“简”或“牍”，隋唐以前“尺牍”一直是古代家书的代称。
秦汉以降，“尺素书”大量涌现，古乐府诗《饮马长城窟行》中的“呼儿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”是“家书”升级版的最好印证。在这一历史时期内，经济优裕的家庭已经用锦帛写作并传递家书，文人士子将写就的家书装入鲤鱼形状的函套里，此乃古诗文中以“双鲤”指代家书的由来。除了“鱼”的借喻之外，简、柬、札、帖、笺、素、翰、函、尺牍、雁足、雁帛、雁书、鸾笺、八行书等，也在这一阶段用来称作家书。
东汉后期随着造纸术的问世，家书逐渐进入社会底层的寻常百姓家，家书文化也由此步入一个崭新而稳定的漫长历史时段。19世纪上半叶，伴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近代大门，现代邮政业逐渐登陆东方古老国度，电报电话日趋取代纸质信函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移动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迅疾发展，成为当代家书的主要平台，传统意义上的家书文化遂告终结。
我国传统家书作为社会变迁和文明演进的微型档案，大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、伦理价值、书法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，因此家书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和符码。作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文化媒介，家书在现代通讯工具出现以前，曾于我国漫长历史进程中，扮演着家人或亲朋之间传递信息和交流情感的媒介角色，承载着华夏民族的血缘文化和伦理基因，维系着人间亲情和家国情怀。
对于国人而言，家庭是传输与接收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第一个实践场所，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，一个家庭的家风如何，起决定作用的是家训，家训好则家风正，家风正则子弟优，子弟优则家业兴，家业兴则天下治。而家训的传承光大既要依靠长辈的耳提面命，也要凭籍家长的隔空指点。
在中国传统教育形态中，家书是一种重要的家训方法和家教形式，长辈通过家书把道德修养、人格风范、人生感悟、求知体会等传授给子孙后代，让后人从中汲取成长成才的丰赡营养，此类家书流传广布，影响甚巨，比较著名的当属颜氏家训、朱氏家训、诸葛亮诫子书、孔融家书、陶渊明家书等，清代的有纪晓岚、郑板桥、林则徐、李鸿章、曾国藩等十大名人家书，近现代的有胡适家书、鲁迅两地书、闻一多家书、傅雷家书等等。这些家书慷慨其情，譬喻其理，箴规子弟，泽被后世，其点化、熏陶、规劝、训诫、引领作用历久弥新。
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，一生所写家书逾2000封，占其著述总量的十分之一。梁任公凭藉书信表达对儿女的舔犊之情，引导他们开启心智、陶冶操守，教育他们勤勉笃学、修身养德，尤其是借助书信与儿女们平等公允地探讨政事要津和人生哲学，在他的启发诱导下，九个子女均学有所成，其中梁思成、梁思永和梁思礼成为享誉世界的国家级院士。
家书是亲人间进行沟通与交流的情感载体，是一种感染力极强的鲜活文本，无论是闲坐屋檐下的漫漫长文，还是置身烽火壕堑中的寥寥数笔，都是一份拳拳思念、一份殷殷嘱托、一份浓浓牵挂。家书抒发情感最直接最酣畅最透彻，铺一张白纸、修一方尺翰，是我国古代文人表露心绪的最佳形式；展一方徽宣，写一帧信札，是我国传统士子寄寓乡愁的有效渠道，“鱼肠尺素”“鸿雁传书”“目断鳞鸿”代代相因世世相袭，久之升华为中国乡土文明重要维度的家书文化，沉积为融亲情、乡情、友情于一体的独特民族文化现象。
仅就中国古代和近现代而言，众多志士豪杰的临终绝笔，大量文人墨客的千古绝唱，无数黎民百姓悲欢离合的浩叹悲歌，大都以家书形式流传后世铭示今人：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；“洛阳城里见秋风，欲作家书意万重”；“凭君莫射南来雁，恐有家书寄远人”；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”；“江水三千里，家书十五行；行行无别语，只道早还乡”，这些墨迹长存、余温犹在的经典诗词，既是先贤心系桑梓、寄情亲人的生动书写，也是后人珍视美好情感、滋润干枯心田的文化镜鉴，正如清代学人陈康祺在《郎潜纪闻》一书中写道：“读家书数篇，语语真挚，肝肺槎牙，跃然纸上。”
从古至今，家书始终被视作传递情愫和信息的纽带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修一封家书，报一句平安，不仅可以化解千里之外家人的担忧挂牵，而且能使家人安心宽慰，尤其是在战乱频仍的年代，家书的情感价值更显得弥足珍贵。
家书，通过古代文人们的装点摹绘，从表达情意、交流思想的专属中，逐步递升为异彩纷呈的艺术形态，成为泽被后世的瑰丽文化遗产。王安石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，以书信文体直抒胸臆地表达政治主张和变法态度，成为垂范后人的政论经典；王维的《山中与裴秀才迪书》，以信函形式酣畅淋漓地倾述对裴迪的信任和欣赏，成为有唐一代的散文名篇；怀素的《苦笋贴》，以信札体裁彰显书法作品字圆锋正、行云流水的线条美感，成为万世学书的重要摹本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一部中国家书史就是一部艺术史，那些用奇妙方块字书写在特制信笺上的作品，其文采、线条和纸张的完美结合、浑然天成，不啻为一幅幅艺术佳作和文学精品，浏览和欣赏中国古代优秀家书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亲近，更是一种美的享受。
◎本文原载于《文摘报》（作者刘金祥），图源网络，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