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53年春定都天京(今南京)后不久，太平天国就宣布“男有男行，女有女行，男习士农工商，女习针指中馈，一夫一妇，理所宜然”，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度，同时要求男女分开住，并将已婚的男女强行分居。以都城天京为例，全城居民以25人为单位，分别按照性别被编入男馆或女馆，俗称“男营”、“女营”，民女入馆后，“无论老少，呼曰‘新姐妹’，聚二十余人为一馆”。这些被组织起来的民女不得缠足，一律被勒令放足，且不得穿裙，以便于从事削竹签、搓麻绳、挖壕沟、盘粮等后勤劳务;手巧的女子则被编入绣锦衙，其绣花处曰绣花馆，算是上差。男馆则叫师帅、旅帅，其成员则有牌面、牌尾之分，前者为青壮年男子，除在手工衙营务工或运粮搬物外，还随时奉调出征;后者为老人和幼童，主要承担煮饭、打更、放马、割草之类的轻体力活。夫妻也不得同宿，婚娶之事自然就无从谈起。
金田起义前，洪秀全就颁布“男有男行、女有女行”的规定对男女进行严格隔离。在急行军时，对“男女”作区分，实行军事化管理实不足怪。可是在打下大片江山后，太平天国领导层并没有因时变通，反而走向了极端，将这种举措推广到整个社会，把天国活生生地变成“军营”。上述就是太平天国宣扬“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，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”的部分真相。其实民众以“兄弟姐妹”相称，看似人人平等，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从事生产的机器而已——情感、欲求被剥夺、家庭被消灭，人已不能称之为人。
太平天国实行禁欲主义，平民只要与异性发生关系，即便过夫妻生活，也格杀勿论
太平天国禁止夫妻同居外，还特别强调“男女授受不亲”。《天条书》第七天条就要求“天堂子女，男有男行，女有女行，不得混杂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，最大犯天条。”洪秀全在永安还专门降诏，吩咐“务宜时时严查军中有犯第七天条否，如有犯第七天条者一经查出，立即严拿斩首示众，决无宽赦。”太平军禁律则规定得更为具体而又严苛——“犯第七天条，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，新兄弟斩首示众。”“凡夫妻私犯天条者，男女皆斩。”“凡强奸经妇女喊冤，定即斩首示众，妇女释放;如系和奸，即属同犯天条，男女皆斩。”
也就是说，天平天国的民众只要是和异性发生了性关系，无论是两情相愿，还是强奸，都是犯下“奸淫”罪，格杀勿论——即便过夫妻生活。
如此荒诞的律令下，咄咄怪事就难免发生。当时有官兵将脏衣服送给民妇洗浣，或者请民妇缝补衣服，但当时这可不算小事一桩，领袖们看来这事“既已私相授受，难免眉目传情，不可不防微杜渐，以儆歪风”，宣布“嗣后如有官兵雇倩民妇洗衣缝纫者，概斩不留;其有奸淫情事者，男女并坐”。再有，男子赴女营探视家人，也一律被挡在门外，不得入内。一则时人记载说，天京女馆“不准男子入探，母子、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”。连家人都不得相见，这不是天荒夜谈。一份太平天国的官方资料，1854年刊行的《天情道理书》亦写道：“即有时省视父母，探看妻子，此亦人情之常，原属在所不禁，然只宜在门首问答，相离数武之地，声音务要响亮，不得径进姐妹营中，男女混杂。斯遵条遵令，方得成为天堂子女也。”
当然，客观地说，严格隔离男女的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，既有利于太平军整肃军纪，同时有保护妇女的作用。在攻占南京之初，一名士兵欲强暴某店主的童养媳，因对方不从而用剪刀将其刺死，结果随即就被拿获，“讯明枭首示众”。就连敌视太平军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承认：“贼禁奸淫最严，淫曰‘犯天条’，立杀，虽广西老贼不贷。”正因为法令森严，具有很强的威慑力，所以，太平军早期的军纪比较严明，强奸民女之事极少发生。
实行禁欲主义与洪秀全憎恶淫乱有关，洪秀全将“淫”列为六恶之首
太平天国之所以推行严别男女政策，一方面出于整肃军纪之需，一方面与洪秀全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或态度有关。
洪秀全一直将男女淫乱作为社会病态来批判，这与他起义前的经历有关。洪秀全曾数次赴广州参加科举，当时，广州作为中外商贾云集之地，卖淫业十分兴盛。据载，“广州艳迹，以珠江为最，风月繁华，尤聚于谷阜”。洪秀全耳濡目染， 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。在早年撰写的宗教宣传品《原道救世歌》中，洪秀全列数了世间6种“不正”的行为，强调“第一不正淫为首，人变为妖天最瞋;淫人自淫同是怪，盍歌麟趾咏振振”，告诫“自古善正无异德，只将正道淑其身”，奉劝人们返璞归真，不可“乱常而败伦”。(按：作为上帝的对立面，上帝教中的“妖”具有宗教、政治、伦理三层含义，既指灵界的异教诸神及其偶像(“死妖”)，同时又指世间的清朝统治者和拜邪神、行邪事之人(“生妖”)。又，“盍歌麟趾咏振振”中的“麟趾”指《诗经·国风·麟之趾》，该诗描述周文王的子孙宗族皆化于善，无犯非礼。)洪秀全将“淫”列为六恶之首，认为这是人变为“妖”的标志，可见他对淫乱的憎恶程度。尽管其本意是为了针砭当时污浊的社会风气，但起义立国后，洪秀全把思想付诸行动了。